张丽娟 | 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

 

张 丽 娟

摘要

本文比较了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，指出北大藏早期印本较多保留了原刻面貌，也有刻工偶误；国图及台北故宫藏后印本既有校订原刻之处，亦有误改及新的刊刻讹误。此外还探讨了民国间董康影印及影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的底本问题，以及阮元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所引惠校本异文来源问题等，以为读者利用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之参考。

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为今存最早的《周礼》注疏合刻本，其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已为世所公认。惟今存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有早印、后印，原版、补版之别，不同印本间有一定的版刻与文字差异，需加辨别。本文比较了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，兼及民国间董康影印及影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的底本问题，以及阮元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所引惠校本异文来源问题等，以为读者利用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之参考。

一、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校异

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今存主要有三部传本。其中北大藏一部残本，印刷时间最早。此本存卷1-2，13-14，27-47，49-50，并卷前序。版叶可分为两类，一类为原版，刻工毛昌、毛期、梁济、梁文、孙中等皆南宋初年江浙地区良工，断版较多，字画浑厚，书版四角及下部字样稍有漫漶。一类为少量宋代补版，刻工王恭、王玩、丁之才等皆南宋中期刻字工人，补版字体更趋方正精整，笔画锐利清晰，版心上部多刻有本版总字数。另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一部全本，印刷时间大体相当，皆经宋、元及明代多次递修（以下仅举国图本为例）。[2]与北大藏本相较，国图藏《周礼疏》增加了大量元代及明代修补叶。如卷一总22叶，国图本与北大本同版者仅第2、3、6、12共4叶，其他18叶皆为后代补版。卷三十三总28叶，国图本与北大本同版者共15叶，其他13叶皆后代补版。两本同版版叶中，国图本断版、漫漶更为严重，有的在版叶四角及上、下部加以局部剜补，如卷一第2叶国图本与北大本为同版，但下部两排字已经局部补刻，与北大本明显不同。

北大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卷一首叶

北大本与国图本《周礼疏》既有如此众多的异版，同版版叶中又多见局部补刻，两本的文字差异自然不容忽视。一般来说，初印本或早期印本因较好保留原刻面貌，文字上讹误较少；修补后印本则在修补过程中容易形成版刻误字，不过也有的后印本对原刻本加以修订，文字反胜原本。从北大本与国图本比较情况看，北大本虽有一些刊刻偶误，但较多保留了原刻面貌，文字更胜；国图本有修正北大本讹误之处，有两通异文，同时也形成不少新的刊刻误字。今以卷一及卷三十三为例，校两本异同如下（以北大藏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为底本，校国图藏本，并参考单疏本《周礼正义》、阮元本《附释音周礼注疏》）：[3]

1.卷一（下同）第1叶上2行“冢，大。宰者，官也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大”后增“也”字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，“大”后有“也”字。

2.第1叶上3行“释曰：郑玄象天者，周天有三百六十余度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玄”作“云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作“云”。

3.第1叶下2行“或云注，或言传不同者，立意有异，无义例也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言传”作“云传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北大本，作“言传”。

4.第1叶下末行“案桓二年《左氏传》云”，国图本补刻“桓”作“栢”。案：此国图本明显误刻，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桓”。

5.第4叶上2行“理应先定宫庙等位未成，先正君臣面位乎”，国图本作“理应先定宫庙等位，岂有宫庙等位未成，先正君臣面位乎”，增入“岂有宫庙等位”六字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，“等位”下有“岂有宫庙等位”六字。据上下文义，“岂有宫庙等位”六字当为北大本脱字，此盖涉上“宫庙等位”而误脱。国图本为增入六字，遂将“岂有宫庙等位未成先正”数字刻作小字双行，以不影响原本行字起讫。

国图本卷一第4叶上2行增入六字

6.第4叶上5-6行注“左祖右祖，面朝后市”，国图本补刻叶，下“祖”字作“社”。案：诸本下“祖”字皆作“社”，北大本当涉前“祖”字误刻，国图本补刻时订正。

7.第4叶下3行“案戴师职云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戴”作“载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。此引《周礼》载师职之文，北大本原刻叶为明显误字。

8.第5叶上末行“若言王国恐不兼诸侯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恐”作“悉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北大本作“恐”。

9.第7叶上末行“徒给使役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役”作“投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北大本作“使役”，国图本“使投”义不通，盖补刻时因字形相近致误。

10.第7叶下首行“释曰：案在下宰夫八职云”，国图本补刻叶无“在”字，此处为空格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无“在”字，此盖北大本衍字，国图本删除。

11.第8叶下7行“一者，他官供物，己财蹔掌之而已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财”作“则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作“则”。北大本“财”或可作“纔”解，但结合上下文义，似“则”字义为优。

12.第9叶上2行“谓若宫正宫伯，同主宫中事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主”作“上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北大本作“主”，国图本盖补刻偶误。

13.第9叶上7行“是《小雅》刺幽王诗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王”作“主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北大本作“王”，此为国图本明显误刻。

14.第12叶下末行“故纳冰可用夏正月也”，国图本此叶为原刻同版，局部漫漶处有补刻，此句“冰”字正在末行首字补刻处，误为“豕”。

15.第13叶上7行“上大夫二十”，国图本补刻“夫”作“大”。案：此为国图本明显误刻，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夫”。

16.第16叶上6行“总断一岁之大计，故与同会同在此也”，国图本补刻“同会”作“司会”。案：单疏本同北大本作“同会”，阮元本同国图本作“司会”，阮氏《校勘记》云：“此本‘司’误‘同’，今据闽、监、毛本订正。”知《校勘记》底本与单疏本、北大本同，亦作“同会”。上文有“司会”职，注“主天下之大计”，此释“职岁”职“总断一岁之大计”，故与司会同在此，“司”字当为国图本有意改刻。

17.第16叶下末行“内宰治妇人之事，故名内宰”，“案其职云掌治王内之政令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名”作“主”，“王”作“名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与北大本同，国图本义难通。究其致误之由，盖因“名”、“王”二字小字双行并列为末行首字，国图本补刻时误将两字倒置，又误认“王”为“主”，遂导致两字误刻。

18.第17叶下首行注文“阍人司昏晨以所啓闭者”，国图本补刻叶无“所”字。案：诸本同国图本无“所”字，此盖国图本补刻时有意删略。

19.第17叶下4行“言中门则唯雉门耳”，国图本补刻“中”作“之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北大本作“中”，国图本“之”字义不通，盖误刻。

20.第19叶下5行“彼不云女御而云御妻，犹进也法故引为一物也”，国图本“犹进也法”作“犹进后法”。案：单疏本同北大藏本，阮元本此句作“彼不云女御而云御妻，御进也，故彼引为一物也”。《校勘记》云：“惠校本作‘犹进后法也’。案此释御为进，释妻为后也，当据以订正。”“犹进后法”语似较通，但北大本、单疏本皆作“犹进也法”，当有所据，两存可也。

21.第20叶下5行“内司服，主宫中裁缝官之长”，国图本补刻“内”作“自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北大本，国图本“自司服”义不通，盖补刻时偶误。

22.第21叶上首行“故名女御也”，国图本补刻“名”作“云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北大本作“名”。

23.卷33（下同）第6叶上2行“司马火官故在此”，国图本补版叶“此”作“北”。案：“北”为国图本明显误刻，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此”。

24.第6叶上3行“西岳亡玉羊”，国图本补版“亡”作“云”。案：此亦国图本明显误字，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亡”。

25.第6叶上末行“故引燕俗以汤热为观”，国图本补版“汤”作“偒”。案：此为国图本误刻，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汤”。

26.第8叶下7行“倅副伐父者”，国图本此叶为同版原刻，“伐”字剜改为“代”字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代”，此盖北大本误刻，国图本改订。

27.第11叶下末行“乃入缮人以共王”，国图本本叶为同版原刻，末行经局部改刻，“共”误为“失”。

28.第15叶上6行“释曰：在此者，以其掌养马也。圉人至一人”，国图本补刻叶无“圉人至一人”，相应位置为空格。案：此处经文“圉师，乘一人，徒二人。圉人，良马匹一人，驽马丽一人”，注文“养马曰圉。四马为乘。良，善也。丽，耦也。”单疏本此处疏文云：“圉师至二人 释曰：在此者，以其掌养马也 圉人至一人 注养马至耦也 释曰：在此者，按其职云掌养马刍牧之事，以役圉师。亦是为马，故亦连类在此也。”北大本“圉人至一人”五字乃沿单疏本而来，因与《周礼疏》整体体例不符，故国图本补刻时予以剜除。

29.第15叶下3行“官尊而人多，以具主天下人民贡赋之事，事烦故也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具”作“其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其”，此盖北大本误刻，国图本补版改订。

30.第16叶上3行注文“合氏主合同四方之事”，国图本亦原刻版叶，挖改“合氏”为“合方氏”。案：此句为“合方氏”职注文，北大本明显脱字，国图本补刻后印时挖改增入“方”字。

31.第16叶上7行“故逮类在此也”，国图本为原刻版叶，挖改“逮”为“连”字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连”，北大本“逮”盖误字。

32.第18叶下4行“知九仪中唯有诸侯诸曰”，国图本为原刻版叶，挖改“曰”为“臣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臣”，北大本“曰”字误。

33.第19叶下4行经文“比小事大以和邦国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大”作“火”，为明显误刻字。

34.第20叶首行注文“诸侯有违王命，则出兵以征代之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代”作“伐”。案：诸本皆作“伐”，北大本“代”字明显误刻，国图本补刻改订。

35.第20叶下6行“上二人各有其一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人”作“文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国图本作“文”。上文云“暴内即上云贼贤害民是也，陵外即上云冯弱犯寡是也”，“上二文”指此，“人”字盖北大本误刻，国图本补刻时加以改正。

36.第21叶下首行“以其罪使直侵之而已也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使”作“轻“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同国图本作“轻”。此释注文“用兵浅者”，罪轻故用兵浅，“轻”字是。

37.第21叶下2行注文“春秋传二十八年冬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传”作“僖”。案：此盖国图本修订改字。

38.第22叶首行“若蹙父弒二君”，国图本补刻叶“蹙”作“庆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皆作“庆”，庆父春秋鲁国人，“蹙”字当为北大本误刻。

39.第25叶上6行经文“中春教振放”，国图本“放”作“旅”。案：诸本皆作“旅”，注文云“凡师出曰治兵，入曰振旅”，“放”字误。北大本此叶为宋代修补叶，刻工为王诚，此字或为宋代修补时误刻。

40.第26叶下首行注文“铙读如讙尧之哓”，国图本“尧”作“哓”。案：诸本皆作“哓”，“尧”字盖北大本误刻。

41.第26叶下5行“在军兼用地，先郑云辨最铎镯铙之用”，国图本“地”作“也”，“最”作“鼓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作“也”、“鼓”，国图本是。

42.第26叶下末行“云提谓马上执者”，国图本“执”作“鼓”。案：单疏本、阮元本同国图本作“鼓”。此释注文“提读如摄提之提，谓马上鼓”，“鼓”字是。

43.第27叶末行至28叶首行注文“春田主祭社者，士万施生也”，国图本“士万”作“土方”。案：诸本皆作“土方”，北大本盖误刻。

二、异文成因

以上《周礼疏》北大本、国图本校异中，有北大本明显误刻者，如“载”误为“戴”、“旅”误为“放”、“其”误为“具”、“伐”误为“代”、“代”误为“伐”等，此盖初刻刻工偶误，国图本皆加修正。第10、18条北大本衍字，国图本皆删除。第5条北大本脱六字，第30条北大本脱一字，国图本皆予增补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卷三十一第8叶，此叶国图本与北大本同版，版心上刻本版总字数，刻工“方至”，当为宋代中期补版叶。北大本下半叶第5行大字经文“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”下缺注文，国图本在相应位置进行剜改，增入小字注文“注：书王令以授使者”数字。卷三十九第14叶，北大本为原刻叶，国图本为补刻叶。本叶上半叶5-6行“怀方氏”云云下，北大本缺疏文。国图本则于经文下挤入“释曰：既职名怀方，怀来也，故来远方之民，及致方贡之等”小字疏文。由此可见，北大本作为较早印本，有手民误刻之处，文字并非尽善，国图本后印修订的情况不少。

卷三十一第8叶下第5行，上为北大本，下为国图本

不过，虽然北大本有一些文字讹误和脱漏，但其文本渊源有自，更多保留了经书早期文本的面貌。国图本改订初刻讹误或脱漏，但也有改订不当之处，反失旧貌。如北大本卷2第18叶注文“《孟子》曰：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，则百姓亲睦。”国图本此叶为补刻叶，“扶”下增一“持”字。阮刻底本同国图本有“持”字，《校勘记》指出：“‘疾病相扶持’，嘉靖本作‘疾病相扶’，无‘持’字。案疏中引注，正作‘疾病相扶’，今诸本有‘持’字者，浅人据今本《孟子》所增，当删正。”[4]检国图藏宋婺州市门巷唐宅本《周礼》及金刻本《周礼》，皆无“持”字，与嘉靖本及北大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同。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翻岳氏本、国图藏宋刻《纂图互注周礼》有“持”字，与阮刻底本及国图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同。按嘉靖本《周礼》乃翻宋本，公认其渊源甚古，宋婺州本及金刻本《周礼》亦皆不附释音，当皆出自监本一脉，与八行本《周礼疏》经注文本有相同渊源。而阮刻底本（十行本）与纂图互注本皆坊刻一系，为后起文本。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初刻无“持”字，当为早期官本经书原貌，补版后印时据坊刻后起之本增一“持”字，变乱了原本面貌。

除有意改字外，国图本在多次补版过程中，因修补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同，有的补版叶常常形成新的讹误。因字形相近致误者最为常见，如上述第9条“役”误为“投”，12条“主”误为“上”，13条“王”误为“主”等。特别是版面上下、四角局部修补之处，或出自刻工率意为之，最易误刻。如第27条局部补刻“共”误为“失”，在当叶末行。第17条局部补刻“名”误作“主”，“王”误作“名”，在当叶左上角。盖此类局部修版较之整版补刻更为随意，付印时发现某叶边角有缺损随即修补，未必经专门人员核对文字，遂导致此类误刻。最明显的补版讹误，见于卷二第8叶，此叶国图本与北大本同为原刻，北大本右上角第一排从右至左分别为“道”、“身”、“放”、“八”、“言”、“是”、“事”、“唯”八字，前后文字顺畅。国图本此八字残损补刻，从右至左分别为“幽”、“有”、“明”、“意”、“理”、“彖”、“象”、“象”八字，与原刻完全不同，前后文意根本不通。

卷二第8叶右上角，上为北大本，下为国图本

上列诸条异文，故宫本皆与国图本同。[5]昌彼得先生曾指出故宫本《周礼疏》卷五十第十三叶注疏合刻体例与全书体例不一致的问题，文云：“此经编辑之体例，释经之疏，径接经文，故转列注文之前，而下以一大‘注’字别之，再释注文。倘无释经之疏，其注径接经文者，则冠以小‘注’字别之（按：卷五十第十三叶经‘今夫茭解中有变焉故校’句下，独以注接经，释经之疏列注文下，以圆圈隔开，不标经文起止。再引注某某至某某，最后列释经之疏，与全书编辑体例异，而与八行本他经略近。察此叶为宋末或元初补刊之版，版心上方除记大小字数外，并刻有“写本”二字，殆补版时未能觅获原书，乃依当时通行之本仿写补入，故体例与全书独异也。）”[6]检国图本此叶与故宫本同版，版心亦有“写本”二字。而北大本此叶，则为宋刻原版，其体例与全书体例一致，而与国图本、故宫本不同。北大本保存了宋刻原版，反映了原本面貌，是其可贵处。

三、董氏诵芬室影印及影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

民国间董氏诵芬室曾影刻、影印八行本《周礼疏》，令学界一窥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面目，成为《周礼疏》佳本，影响广泛，至今不衰。影刻本卷末有1940年十二月董康跋，云：“唐所刊五经独《周礼》最为罕觏，此书以中秘所藏得免劫燹，阅千余年复出于世，若有鬼神为之呵护，亦可异矣。惟原书间有配页，知是刻明季即鲜觏完本。德化木斋先生曾得《周礼》残本，审其笔画，知与兹刻同出一源。取校缺页，往往而在。鼎革后内府所藏悉归故宫博物院，爰商得主者，假得原书，付诸影刻，并以李氏旧藏参互校补，俾黄唐精椠顿复旧观。”“德化木斋先生”《周礼》残本，即今北大本《周礼疏》，为李盛铎旧藏。“内府所藏”本，即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。据董跋所云，影印、影刻《周礼疏》似主要以故宫藏八行本为据，以今北大本校补而成。

按董氏影印本《周礼疏》有牌记“岁次庚辰（1940）孟春董氏诵芬室用宋椠影印”，并未对底本各卷情况加以明确说明。我们将影印本与北大本、故宫本相比对，可知影印本底本实以北大本为主，以故宫本为辅。具体来说，其卷1-2，13-14，28-47，49-50共26卷据北大藏早期印本影印（北大本卷27残破严重，故未用），卷3-12，15-27共23卷及卷前序据故宫藏后印本影印。卷48比较特殊，其底本并非北大藏本（北大藏本无此卷），亦非故宫本，其来源有待探究。影印北大本各卷，遇北大本有缺叶或版叶残破严重者，则用故宫本补。如北大本卷1第2叶残破，用故宫本补。北大本卷32第5叶缺，亦用故宫本补。不过，也偶见少数版叶，北大本完好无缺，而影印本仍用故宫本版叶，如卷37第2叶（北大本刻工“余永”），第11叶（北大本刻工“包”），卷38第1叶（北大本刻工“王全”）。总体上看，董氏影印本可说是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两个不同时期印本的混合，混杂了两个不同印本的异文特征，这是利用董氏影印本《周礼疏》时需要特别留意的。加藤虎之亮先生《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》所用八行本《周礼疏》（“浙东转运司本”，简称“浙本”）即据董康影印本，校勘记中列“浙本”异文，有的与国图、故宫本不同，原因正在此。

董氏影刻本跋云：“此书开雕于丙子（1936）春，杀青于庚辰（1940）嘉平，阅时五年，縻资万有奇。”董氏影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开雕于1936年，1940年刻成，与影印本同年印行。影刻本刊刻精美，版式、字体包括版心下刻工，皆依底本照刻，甚至底本藏书印亦原样翻刻，今日古籍拍场仍颇受追捧。因影刻本一丝不苟照刻底本刻工及原藏书印，故通过影刻本与北大本、故宫本之比较，可判断影刻本各卷、叶底本究为何本。从影刻本实际情况看，影刻本与影印本情形相同，其刊刻底本仍以北大本占主要地位，北大本缺卷、缺叶或残破严重的卷、叶，方据故宫本影刻。影刻本在文字上作了少量校正工作。如卷一、卷三十三皆据北大本影刻，上列43条北大本与国图本、故宫本异文中，影刻本绝大多数同于北大本，但其中有五条异文与北大本不同，而与国图本、故宫本相同：第6条“左祖右社”、第30条“合方氏”、第31条“连类在此”、第34条“征伐之”、第40条“讙哓之哓”。此五条皆北大本明显误刻，影刻本改正，说明影刻本进行了一定的校订工作。但是也有不少北大本讹误之处，如第5条脱“岂有宫庙等位”六字，第7条“载师”误“戴师”，第39条“振旅”误“振放”，以及上文提到的卷三十一第8叶“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”下缺注文，卷三十九第14叶“怀方氏”下缺“释曰：既职名怀方，怀来也，故来远方之民，及致方贡之等”小字疏文等等，影刻本并未据故宫本改订，说明其校订工作做得并不彻底。

董氏诵芬室影刻《周礼疏》卷一首叶

四、关于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异文来源

阮元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引据各本书目有“惠校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”，小字注云：“卢文弨曰：东吴惠士奇暨子栋以宋注疏本校疏，以余氏万卷堂本校经注、音义，书于毛氏本。何焯云：康熙丙戌，见内府宋板元修注疏本，粗校一过。惠栋云：卢见曾尝得宋椠余仁仲周礼经注，校阅一过。……”[7]又卷一首条“周礼正义序”下云：“卢文弨曰：东吴惠半农名士奇，暨子定宇名栋，以宋本校正疏，以余氏万卷堂本校经注音义。今均称‘惠校本’云。”“惠校本”为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最重要校本之一，尤其《周礼注疏》疏文中的讹误多据之修正。昌彼得先生曾提出《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异文出自何焯校内府藏宋注疏本，很可能即是故宫所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。[8]笔者以“惠校本”异文与八行本相校，两者文字绝大部分相合。[9]特别是当北大藏八行本与国图、故宫藏八行本文字相异之处，“惠校本”又皆与国图、故宫本相合，而与北大本不同。如上文所列第3条，北大藏八行本作“或云注，或言传不同者，立意有异，无义例也”，国图本、故宫本为补刻叶，“言传”作“云传”。此处阮元本同北大本作“言传”，《校勘记》出校云：“惠校本‘言’作‘云’。”。惠校本与国图本、故宫本同，与北大本异。第8条，北大本作“若言王国恐不兼诸侯”，国图本、故宫本为补刻叶，“恐”作“悉”。此处阮元本同北大本作“恐”，《校勘记》出校云：“惠校本‘恐’作‘悉’，此误。”惠校本与国图本、故宫本同，与北大本异。又如上文所述，北大藏八行本卷二第8叶，右上角第一排从右至左分别为“道”、“身”、“放”、“八”、“言”、“是”、“事”、“唯”八字，文意顺畅。国图本、故宫本本叶为局部补刻，此八字误刻为“幽”、“有”、“明”、“意”、“理”、“彖”、“象”、“象”，导致前后文意完全不通。阮元本此八字同北大本，《校勘记》于“身”字出校，云：“惠校本‘身’作‘有’。”惠校本“身”作“有”，亦出自国图本、故宫本。此类八行本不同印本有异之处，“惠校本”皆与国图本、故宫本同，而与北大本不同，说明“惠校本”所据八行本乃修补后印本。

了解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及“惠校本”异文的来源，有助于我们对《校勘记》异文是非的判断。如“若言王国恐不兼诸侯”一条，《校勘记》认为底本“恐”字误，以惠校本“悉”字为是。实际上，北大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，以及日藏单疏本《周礼正义》，此处皆与阮氏底本同作“恐”。核上下文：“《周礼》以邦、国连言者，据诸侯也。单言邦、国者，多据王国也。然不言均王国，而言均邦国者，王之冢宰若言王国，恐不兼诸侯，今言邦国，则举外可以包内也。”“恐”字义通，当非误字。又如八行本卷二第8叶右上角，后印本局部补刻形成“幽”、“有”、“明”、“意”、“理”、“彖”、“象”、“象”八字误刻，“有”字与其他七字同样是误字。《校勘记》独于“身”字出校云“惠校本‘身’作‘有’”，未作判断，若明后印本补刻实情，则此条异文是非可立判。又上述“疾病相扶持”一例，《校勘记》仅举嘉靖本为据，证“持”字为浅人所增，未云惠校本为何。盖惠校八行本为后印改订之本，已增入“持”字，与俗本无异，惠氏自无所校。今北大藏早期印本《周礼疏》无“持”字，可为《校勘记》的按断提供有力的版本支持。

参考文献

1. 阮元等.周礼注疏校勘记.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第181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

2. 昌彼得.跋宋浙东茶盐司本《周礼注疏》.《增订蟫庵群书题识》，台北商务印书馆，1997

3. 张丽娟.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.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

4. 张丽娟. 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及其他. 《文献》2016(4)

注 释

[1]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《十三经注疏》版本研究”（项目批准号：14BTQ020）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“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元版研究——近代版本学发展史研究之一”（项目批准号：12JJD770014）成果之一。

[2] 关于三部传本的具体情况，参见笔者《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303页。

[3] 国图本用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；单疏本用日本京都大学藏旧抄本，见京都大学图书馆网页“贵重资料画像”；阮元本用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

[4] 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，第181册，第107页。

[5] 故宫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，用197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。

[6] 昌彼得撰《跋宋浙东茶盐司本〈周礼注疏〉》，《增订蟫庵群书题识》，台北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，第10页。

[7] 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81册，第98页。

[8] 《跋宋浙东茶盐司本〈周礼注疏〉》，《增订蟫庵群书题识》，第11页。

[9] 参见笔者《<周礼注疏校勘记>“惠校本”及其他》一文，刊于《文献》2016年第4期。

编辑：王诗瑜